在黄遵宪的平生著作中，最少为国人所知，而在域外影响最大的，应推《朝鲜策略》。单是其在国内难得一见，却分别收入了1950年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与1958年刊行的“韩国史料丛书”第九种《修信使记录》中，即可见一斑。而凡是研究近代东亚史的学者，其实都无法漠视此文的存在。在韩国研究界，它更是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最多的关注。如白钟基的《近代韩日交涉史研究》、宋炳基的《近代韩中关系史研究》便都有论及，权锡奉的《清末对朝鲜政策史研究》更辟出专章，详加讨论。由郑海麟与张伟雄编校的《黄遵宪文集》（京都：中文出版社）倒是载有《朝鲜策略》，却是1991年出版于日本，国内极少流通。现在，这篇在境内未见公开的黄遵宪佚作总算有了通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东瀛遗墨》已将其全文录入，研究者利用起来当更为方便。
述及《朝鲜策略》的写作缘起，确是说来话长。借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版，该编主要依据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朝鲜档”及外务部相关文件整理而成），这段沉埋多年的历史已可见分晓。
还在1879年（光绪五年）8月2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报，西方各国欲与朝鲜通商，请令李鸿章转达，得上谕批准。其时朝鲜尚为中国的属国，光绪皇帝22日的批示倒确是权衡利害，为属国安危着想，认为：“日本、朝鲜积不相能，将来日本恃其诈力，逞志朝鲜，西洋各国群起而谋其后，皆在意计之中。”而避免朝鲜前后受敌的办法，只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藉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考虑到朝鲜毕竟自为一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而愿〖顾〗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问”，于是同意总理衙门的建议，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致函曾作过奏请使、与之有书信往还的朝鲜前领议政李裕元，将清廷的旨意以个人名义传达给对方，这才有了李鸿章8月26日那封假私济公的《复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函》。
李鸿章在信中，首先分析了来自日本的威胁：
日本比年以来，宗尚西法，营造百端，自谓已得富强之术。然因此致库藏空虚，国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其疆宇相望之处，北则贵国，南则中国之台湾，尤所注意。
此时，李氏尚自恃大国，小觑日本，以为“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忖尚可勉支”，但朝鲜“向称右文之邦，财力非甚充裕”，恐“难与相敌”。加以“往岁西人欲往贵国通商，虽见拒而去，其意终未释然。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行笔至此，李鸿章便可以“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而畅叙衷怀：
夫论息事宁人之道，果能始终闭关自守，岂不甚善？无如西人恃其亻票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局面。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
自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西方以武力强行打开了中国闭锁的国门，积四十年教训为代价，清朝洋务派官僚已深知，一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
以弱国而处于列强环伺之中，为避免弱肉强食，李鸿章也以其擅长的“均势外交”教导朝鲜，劝对方“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借西方要求通商之机，“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因为“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在李鸿章看来，此计尚有一举两得之妙，日本之外，与朝鲜接壤的俄国也不得不防。朝鲜若与西方各国交通，则“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至于此举是否会造成引狼入室的后果，李氏也相信古书，分析情势，予以排除：“且越国鄙远，古人所难。西洋英、德、法、美诸邦距贵国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欲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这种以距离的远近测量殖民欲望的强弱之说，暴露出李鸿章对国际政治的无知。
不过，站在中国已先深受其害的立场，李鸿章希望朝鲜不致重蹈覆辙，却也言辞恳切：
从前泰西各国乘中国多故，并力要挟，立约之时，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颇多，想亦远近所稔知。贵国若于无事时许以立约，彼喜出望外，自不致格外要求。
这当然是一厢情愿之思。外交的成败根本上是以实力为后盾，策略运用适宜，只可暂缓危局，却不可能解除危机。若从争取时间、力图自强着眼，李鸿章的计谋未尝没有可取之处。因此，他劝说朝鲜“及此时幡然改图，量为变通”，确是当时所可能选取的最佳出路。
不必说，作为中国重臣的李鸿章自然不会一味代朝鲜谋划，而不计较本国利害，在致李裕元的信中，这种考虑也以利益攸关的说法表达出来：“因思贵国谊同一家，又为我东三省屏蔽，奚啻唇齿相依？贵国之忧即中国之忧，所以不惮越俎代谋，直抒衷曲。”此信虽以私函的形式发出，但所谓“衷曲”、“鄙言”本是朝廷的意思，而非李氏一己之见。既要影响朝鲜政局，李鸿章便必得要求李裕元将信函上报，化私为公：“望即转呈贵国王察核，广集廷臣，深思远虑，密议可否。”并急切地等待着来自朝鲜方面的反应。
但李裕元这位被李鸿章誉为“颇晓畅时务”的“致仕太师”，初次回信，含糊其词，“似有未便明言之隐”（李鸿章9月2日摺稿、12月27日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迨12月24日正式覆书时，更对李说颇多反驳。针对来函所教“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谓其不过与“古昔谋国者”之“远交而近攻”、“以蛮而攻蛮”同义，“而目下局面与古昔顿异”。若与日、俄为敌，“待于二境，将疲于奔命，我先取败而已”。何况朝鲜自忖为“文弱”之国，其无法效法古昔，“实不能也，非不为也”。并进而比喻说：
神皇之尝百草，遇毒而百死，而辄复起。非神皇而效其为，则一遇毒而能起者鲜矣。今要制敌，而我先受敌，要攻毒，而我先中毒，窃恐一遇毒而不复起也，奚暇以制敌乎？
又对李鸿章所说结交西方各国的好处为，“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加以质疑，例证也很现成地取自来书所言日本灭琉球事。“日人之废琉王，吞其疆”，欧洲各国本应兴师问罪，或晓谕日人使复琉国，“而侧耳无闻”，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解释只能有两种，或者是“日人之桀黠，轻视各国，虽纵恣专利，而公法莫能行”；或者“琉王以累百年旧国不得相维者，以其所处孤另，与各国隔绝，而公法有不及行而然”。但无论如何，由西方制定的公法并不公平、一视同仁，已无可疑。因此，比琉球等国“尤贫俭窳，距泰西又踔远莫攀的朝鲜也有必要考虑，引西方为外援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
虽然李裕元信中仍表示谦恭，谓将托庇于上国清朝；但其拒绝开国的理由，首先在于已深入朝鲜人心的儒家“华夷之辨”说。那用平和的语气所作的申述，读来好象是对文化母国中国的讽喻：
而第自念弊〖敝〗邦僻在一隅，谨守规度，退居文弱，自治方内，不暇外交。而况泰西之学有异吾道，实乖民彝，则尝畏之如烈火，避之如毒矢，而远之如鬼神。
在此前提下，李鸿章所有的开导于是落空，不得不感叹：“朝鲜僻处东隅，风气较晚。虽中国为谋，至周且密，然非洞达时务、横览全局者，不能见到。今通国人情，囿于见闻，势难家喻户晓。”因而以为：“因势转移，相机利导，殆非一朝夕之功也。”（1880年3月19日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
很明显，李鸿章只讲利害，纯以权术教朝鲜，而未及自强之道，在守经而不知权变、恪守“言义不言利”的朝鲜儒臣看来，难免有违圣贤古训。政治家与道德家的立场往往相左，这也可算一例。直到身在日本的出使大臣何如璋与参赞黄遵宪出面，僵硬强直的朝鲜才出现态度转圜的可能。而何、黄与李的区别，是在分辨利害之后，畅论“自强”的措手处，与李在策略上亦有区别。
1880年（光绪六年）5月21日，何如璋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汇报，“合一切传闻之词”，而作出如下判断：
窃以为高丽之患不在日本，而在俄罗斯。
应该承认，何如璋及其幕僚黄遵宪的上述论断，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日、欧外交舆论的影响。如英驻日公使向何表示，希望中国“劝高丽与各国通商”，“否则将为俄人所吞噬”；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亦对何言：“俄近在图们江口屯兵，垦辟日拓而南，朝鲜流民归之者约有二三万人，其用心殊不可测。”又曰：“去岁英、法欲与俄立约，在图们江口通商，俄人拒之，其意可知。”并表白己国“与朝鲜结约通商，亦愿藉此为自保之计，非别有所图也”。这些说辞给何如璋留下极深印象，因谓“其言殊足动听”。
不过，何如璋与黄遵宪的利害计较更多偏向中国，为朝鲜计也落实在为中国计上。其说曰：“计俄用兵必先高丽，直趋咸镜道。以强弱之势揆之，高丽必不能支。高丽若亡，蛇蝎之患，近在心腹，中国岂有安时？”而“英托日人求通互市，而俄阻之”，此举既证实俄有“虎狼之心”，“中国不早防之可乎哉”；又表明朝鲜若“与各国通商，尚足为牵制俄人地”。其防俄急于防日说与李鸿章的以日本为防范重点虽有形势估计之不同，但在期望朝鲜向西方各国开放、以更有力地护卫中国的终极目标上则完全一致。于是，从中国的安危着眼，朝鲜的开国也具有减轻俄国对中国的威胁之重大战略意义。即如李鸿章10月7日奏折所分析：
（俄）若吞并朝鲜，即拊我东三省之背，使中国岌岌不能自安。是朝鲜与我国实有唇齿相依之势，不能无休戚相关之情。当此兵饷两绌，中国沿海各口尚未能处处周防，断无余力兼顾藩服，以只能就其力所逮者而利导之。万一俄事稍纾，俾朝鲜得于数年内力扩新机，整军经武，保卫东隅，未始非中国之幸也。
这才是何、黄等汲汲关注朝鲜问题、力劝通商自强的本心。我们固然可以表彰其人强烈的忧国意识，却也无法回避其间的大国沙文心态。
在此背景下，1880年8、9月间，朝鲜派修信使金弘集来日本，适为何如璋与黄遵宪实行其谋略提供了最佳时机。何、黄主动与金多次约谈，反复陈说。而黄遵宪在8月20日第一次登门会面时，便直言不讳地相告：“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并毫不客气地打破了金氏恃“中朝庇护之力”以保全其国的幻想：“朝廷之于贵国，恩义甚固，为天下万国之所无。然思所以保此恩义，使万世无疆者，今日之急务，在力图自强而已。”（《修信使日记》卷二《大清钦使笔谈》）这自是道着根本之论。
虽经数次笔谈，仍以为不足，金弘集9月8日离去之前两天，黄遵宪又专程送去刚刚草就的《朝鲜策略》。其自述写作缘起为：
仆平素与何公使商略贵国急务，非一朝一夕。今辄以其意见，书之于策，凡数千言。知阁下行期逼促，恐一二见面，不达其意，故迩来费数日之力草，虽〖草就，〗谨冒渎尊严上呈。其中过激之言，千万乞恕，鉴其愚而怜其诚，是祷。（9月6日与金弘集笔谈）
虽然据何如璋11月下旬致总理衙门函称，起草《朝鲜策略》是他的主意，即所谓“先是朝鲜金使之将来，如璋欲劝令外交，荷承总署指示”，“因于其来也，危词巽语面为开导，渠颇觉悟。复虑言语未通，不能尽意，中亦有如璋碍难尽言者，因命参赞黄遵宪作一《朝鲜策略》，设为问答论难之辞”；但其文之出自黄氏，且代表了黄遵宪的看法，也不言自明。这篇《朝鲜策略》确如何如璋所言，乃以自设问答的论难体结撰。其主旨可摘引文中数言概括（引文乃比较各本，择善而从）：
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
因而，文章一开篇，即用纵横家笔法夸说俄国野心之大：
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其幅员之广，跨有三洲，陆军精兵百余万，海军巨舰二百余艘。顾以立国在北，天寒地瘠，故狡然思启其封疆，以利社稷。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作者纵观世界形势，认为俄国向西扩张的势头既受到西方各国的遏制，于是转而“欲肆其东封”。其“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据高屋建瓴之势”，种种迹象表明，俄国确已成为亚洲的最大威胁。而朝鲜以其地理位置，正首当其冲：“朝鲜一土，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胜之所必争。朝鲜危则中东之势日亟。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因而，能否采取上述的防俄策略至关重要，所谓“得其道则强，失其道则亡，一转移间，而朝鲜之宗社系焉，亚细亚之大局系焉”。全文气势夺人、步步进逼的语调，使人不能不悚然正视其言。
篇中对“亲中国”给出的说法是：“东西北皆与俄连界者，惟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据亚洲形胜，故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而中国所爱之国，又莫朝鲜若。”证明即在，“向者朝鲜有事，中国必糜天下之饷，竭天下之力以争之”。因此，“亲中国”的好处是，既可防俄，兼可防日：“俄人知其势之不孤，而稍存顾忌；日人量其力之不敌，而可与连和：斯外衅潜消而国本益固矣。”
不料，这一条在黄遵宪看来最无疑义之策，竟使得一直尊奉中国为“上国”、袭用清朝年号的朝鲜莫明其究竟。金弘集将《朝鲜策略》带回国中，诸大臣讨论会议的记录，中有：
其曰“亲中国”者，二百年来我国事大，诚未尝一分或懈，上国亦待之以内服，至今曲加庇覆，更有何别般劝亲者乎？（《修信使日记》卷二《诸大臣献议》）
其实，也难怪朝鲜大臣搞不懂，虽然黄遵宪受命将何如璋“碍难尽言者”放肆讲出，黄也自认是“强颜以代谋，撄怒以苦诤”（《朝鲜策略》），可有些话仍不好说穿，尤以“亲中国”之内涵为最。
在《朝鲜策略》中，尽管黄遵宪隐约提到：“泰西通例，两国争战，局外之国，中立其间，不得偏助。惟属国则不在此例。”但其心中原有更进一步的要求。十余年后，在《续怀人诗》“朝鲜金宏〖弘〗集”一首自注中，黄遵宪已无所顾忌，而直陈其意为：
光绪六年，曾上书译署，请将朝鲜废为郡县，以绝后患，不从；又请遣专使主持其外交，廷议又以朝鲜政事向系自主尼之。
因此才有后来《朝鲜策略》的写作。
不过，因事隔多年，黄遵宪所述时间略有出入。以何如璋名义寄达总理衙门的《主持朝鲜外交议》实写于1880年（光绪六年）11月间，已在金弘集归国后两月。因系内部建言，自不妨说得尽意。其建议的“上策”是：
故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札办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
虽然考虑到“时方多事，鞭长不及，此策固未能遽行”，而以“取俄国一人欲占之势，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为“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可行之策；但此举亦含有另一可能性，即朝鲜摆脱属国名义而完全独立：“然听令朝鲜自行与人结约，则他国皆认其自主，而中国之属国忽去其名，救急在一时，贻患在他日，亦不可不预为之计也。”这又令何、黄感到深刻不安。因此，何、黄认为，“应请朝廷会议，速遣一干练明白、能悉外交利害之员，前往朝鲜，代为主持结约，庶属国之分，因之益明”；或由清帝下旨，“饬令朝鲜国王与他国结约，并饬其于条约开端声明，‘兹朝鲜国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某国结约’云云，则大义既明，屏藩自固”。后议因干涉过于明显，也恐为各国所不容许，而被清廷否决；至于朝鲜与美、法等西方国家签约时，中国倒确派去马建忠，以示“主盟”，草约亦由李鸿章代拟。
而《朝鲜策略》中提出的“即奏请陪臣常驻北京”；“令华商乘船来釜山、元山津、仁川港各口通商”；“即奏请海陆诸军袭用中国龙旗，为全国徽帜”；“又遣学生往京师同文馆习西语，往直隶淮军习兵，往上海制造局学造器，往福州船政局学造船”，在《主持朝鲜外交议》中也都有论及。即是说，二文认为，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甚至国旗的使用，朝鲜都应更加强与中国的一体化。不过，前文乃为朝鲜划策，故上列均属“于亲中国，则稍变旧章”的具体举措；而后文系对朝廷上言，便归入“中国之待朝鲜，总须稍变旧章”的范围。黄遵宪既断言，“亲中国”为“朝鲜之所信者也”，因此，在《朝鲜策略》中，其最为用力之处，还在“结日本”与“联美国”上。
自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壬辰之乱”便成为朝鲜历史上永难愈合的创伤。《策略》用以解疑的设问体也由此发端。1876年朝鲜虽与日本签订《修好条规》，但因系在日本武力侵犯下被迫立约，朝鲜亦视为城下之盟。劝其与日结盟，在朝人看来，不啻“开门而揖盗”。黄遵宪则既申言日人攻朝不能最终取胜的种种原因，“即万一获胜，撤兵则复反，留兵则无力”，中国又“势在必争”；更反复陈述日人“揣时度势”，只能出以“欲朝鲜自强，而为海西屏蔽”之一途。这种形势分析本来是建立在实力而非欲望的基础上，因此也可以认作具有短暂的正确性。而一旦日本自觉羽翼丰满，黄氏的推论势必全部落空，1894年甲午战争的发生，倒反证出朝鲜实为日本最先攫取的猎物。而当年日本在朝鲜测绘地图，被黄解释为“既不能谋人，则俾熟吾道，乃可以资救援”，竟成与己有利之事，亦不过是策论写作的策略，当不得真。
既然解说“朝鲜之将信将疑者”的“结日本”尚须经过三个回合的辩难，那么，要阐述“朝鲜之所深疑者”的“联美国”之必要性，当然更须多费唇舌。黄遵宪以一旅居国外、早开眼界的先觉者资格，试图以四次往复论难，消解朝鲜对美国的疑惧。其核心论点在强调美国在西方各国之中，处理国际事务最为公道。因而，黄氏首先论述美国国土辽阔，“故得土不加广”；又“为天下首富之国，故得土不加富”。并且，其“不贪人土地，不贪人人民，此天下万国所共信者”。西方各国既信奉“均势之说”，以之为世界和平的保证，在此情势下，其“欲与朝鲜结盟”，黄亦理解为“欲取俄国一人欲占之势，与天下互均而维持之也，保朝鲜即所以自保也”。特别是“美国之来，非特无害我之心，且有利我之心”，朝人若“疑为图利，疑为害我”，在黄遵宪眼中便是“不达时务”。这也表现出刚迈出国门的晚清知识者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体认不深，过于天真。不过，下面一段话还是深中肯綮：
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人者。朝鲜一国，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自守也必矣。
这倒是从李鸿章到何如璋、黄遵宪共同的认识。而如何在强国交逼的劣势环境中抓住时机，争取主动，迅速自强，也理应成为谋国事者苦心思虑的首务。
黄遵宪本深知：“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朝鲜策略》后半篇的重心于是落在如何自强的问题上。黄氏以其所提出的国策之确立为朝鲜“自强之基”的根本，而以结约、通商、富国、练兵诸事为“自强之基”，关键却在学习西法。即如述“富国”之术，便谓之“苟使从事于西学，尽力而务财，尽力于训农，尽力而惠工，所有者广植之，所无者移种之”，朝鲜亦可成富国。“既可以图利，又可以图强”，开国对朝鲜的影响便不只是少受侵害，而是益处极大的“利害相去之甚远”。黄遵宪因此疾呼，希望朝鲜君臣“早决计”。
东京大学藏《朝鲜策略》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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